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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机构化创业者的福音还是VC行业的搅局者

发布时间:2019-09-29 22:50:57 阅读: 来源:化学试剂厂家

天使机构化: 创业者的福音还是VC行业的“搅局者”

2010年底,当哥伦比亚大学技术创投部(Tech Ventures)创投实验室(Venture Lab)的主任David B. Lerner和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管理学教授杰里·纽曼(Jerry Newman)等讨论美国是否还有超级天使(Super Angel)时,硅谷已经遍地都是天使投资基金。

硅谷教父罗恩·康威(Ron Conway)有了SV Angel,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ssen)的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Andreessen Horrowitz)筹集了一只15亿美元的庞大基金;此外Dave McClure则创办了种子基金孵化器500 Start-up;谷歌前高管Aydin Senkut也设立天使投资公司Felicis Ventures;Twitter投资人Mike Maples则主持着Floodgate,Twitter的另一位投资人Chris Sacca也在2011年末设立了Lowercase Spur基金,等等。

其中中国人最熟悉的,大概是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创业里的Y Combinator(计算机术语,意为“启动其他程序的程序”)。原因是李开复主导的创新工场在模式上很像Y Combinator:每年两次,Y Combinator都会在一轮面试后挑选创业者加入他们为期13周的创业公司孵化班,与此对等的则是入选者能获得一笔投资,金额为1.1万美元加上3000美元、团队人数的乘积;而Y Cominator则获得其6%左右的股权。

在这轮天使投资的“结构化”浪潮中,中国似乎并没有落后于美国。创新工场之前有杨镭的泰山天使;之后徐小平设立了真格基金,雷军成立顺为基金、蔡文胜则做了4399创业园。与美国超级天使转身天使基金管理人不同的是,国内有一些VC/PE基金乃至第三方中介机构都赶来插一脚。2010年,华兴资本就成立了天使投资基金险峰华兴;目前包括红杉中国、同创伟业、达晨、深创投等都在纷纷涉足天使投资基金。

“需求导向?”

供需依然是最终的理由。

“美国创投资金的总量这几年都在200多亿美元的水平上。”北京海淀区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曾军解释说,这是剔除了并购基金和房地产投资基金之外的数量。“中国的相关数据也接近这个数了。”但是从结构上说,美国去年的284亿美元创投资金中,有25%左右是早期投资的,“而中国的数据恐怕则只有5%左右”。

一方面是庞大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则是持续蓬勃的创业活动。因此柳传志认为联想之星做天使投资“于国于民于己”都是有利的。但这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天使投资在中国会提前“结构化”?这一点对由VC/PE而天使化,似乎更容易理解。“早期化”是避免竞争、减低由资本市场波动性而带来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的重要探索。

天使基金在美国由个人投资者而结盟继而基金化的路径似乎更为清晰。“大部分的个人天使都在某方面很有特色,但并不是全才”。据李开复的观察,Ron Conway的特点是人才、他几乎认识硅谷所有的人,Dave McClure的特点则是对互联网的深度理解,Sean Parker则有丰富的Web2.0的知识。这些人结盟的好处显而易见:既能更好地理解项目、利用彼此专长,也可以分散风险。

结盟的下一步一定就是募集基金么?“民间资金挂钩专业机构,可能真的是一种趋势。”联想之星常务副总经理陆刚介绍说,与其有合作的机构天使往往是民间的松散联盟,“不是专门做天使投资的,对此有兴趣,又有自己独特的资源”。

世界天使投资协会理事、中国天使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刘曼红的经历,或许也足以说明“非专业”的民间资本对天使投资的向往,“他们更希望找到好的投资人”。在她任教人大MBA的课上有位温州籍的女博士,她的很多老乡找到她希望能学习、分享天使投资的研究心得。“浙江、山西的很多富人在亲戚朋友之间的融贷行为其实就是在做天使投资”。

“一把双刃剑”

美国的媒体如此评价格雷厄姆的Y Combinator:它不仅使得创业公司的个体生存率比以往更高之外,还改变了硅谷的风险投资模式。

一则因为以往那些投资金额超出个人天使投资所能承受的2万到5万美金,以及风险投资上百万美金投资夹缝中的创业公司,如今有了新的资金来源。以往这类公司在用完最初来自亲朋好友的启动资金后,如果等不到下一笔救命钱就只能等死。

另一方面则也提高了硅谷投资人挑到好项目的成本。因为更多人信赖Y Combinator,其入选和备选的公司都可能被Tech Crunch跟进并报道,于是要抢到一个好点子有时候就变成了分秒必争的事情。后者是美国在线旗下、全球最大的科技博客。

这种情况有它的中国翻版。在增加供应量的同时,市场上也开始有了“市场规则破坏者”的议论。一家VC机构合伙人就明确指出:雷军手里的项目即使是在天使阶段也很贵,因为“他身边聚集了太多资本、他也善于和人谈价钱”。

“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确实如此。”一位天使投资人指出,这个领域的估值去年年底才开始有了一些理性回归。高价的原因,一方面是移动互联网的创业公司往往自视很高、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关注早期的VC机构也在抢移动互联网项目。“所以往往并不是天使投资对天使投资的竞争,而是天使投资与VC的交叉竞争。”上述天使投资人说。

在其他领域,比如联想之星的另两个关注领域,医疗健康以及先进制造,“碰到机构天使的概率很小”。据了解其仅与创新工场有些合作,还是由于联想控股也是创新工场投资人的缘故。

与美国同行们一样,中国的天使基金及管理者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质疑:结构化会断送那些谷歌的潜在挑战者,因为它们会在壮大之前就被卖掉。有人甚至尖刻地认为,那些能够全身心地为新创公司提供帮助的超级天使们已经灭绝了。

天使投资人俱乐部创始人、枫谷投资董事长曾玉就曾表示:应该明确天使投资是民间投资行为,最好不要机构化操作,“否则就成了覆盖早期投资的VC”。她认为惟有界限明显,才有利于产业链的良好发展。

反对者的理由也很简单,一旦天使投资通过这些小型基金进行投资,就名正言顺地成为风险投资家了。这种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工作重心由“全心全意地为企业家服务”转到必须对投资人负起信托责任。尽管哥伦比亚大学创投部创投实验室主任David B.Lerner对此有不同看法:如果同属天使投资人的朋友聚在一起,由其中一名负责管理“基金”日常运作而没有建立公司兼职,其本质依然是天使团体。

对中国的天使基金而言,或许离这样的道德困境还有一段道路。“最重要的是能否活下去、赚到钱。”一家VC基金管理公司下属的天使基金投资人指出:由于基金规模偏小,所以天使基金的管理费用“往往很少”。“但团队要人养马喂,对早期团队的投入又确实不少。”其中怎么平衡?这还是个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无论是孵化的还是野生的,创业公司都需要帮助。”天使湾创始人庞小伟指出,除了资金外,核心团队建设、基本管理方法传承、产品/商业模式/竞争的拷打等,都需要天使投资人用自己的“大资源”来帮助这些小创业者。帮扶的内容、方式和VC/PE有天壤之别,“VC关注的项目总不至于犯愚蠢的错误吧?但种子期就可以会”。机构天使们是否准备好了?

或许在未来,还要看到这些机构天使们逐步调整到位。一则消息可资佐证,2011年10月31日,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在Tech Crunch Disrupt北京大会上表示,经过两年的尝试,创新工场已经开始逐步降低孵化器功能,转而向风险投资方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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